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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媒体高端论坛（Asia-Pacific Media Forum，简称APMF）9月5日在深圳召开。
这次论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主论坛正式开幕之前，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先走进粤港澳大湾区。先参访，再相聚深圳讨论媒体、发展与亚太的未来。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某种意义上，今天传媒行业面对的麻烦，早就不是“信息不足”。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极度充裕的时代里。
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却越来越可能生活在不同的解释体系里。
因此，我觉得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重要意义，可以概括成八个字：
把人带来，眼见为实。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让我想起1959年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
当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美国国家展览会参观一套美式样板间，两个人就在厨房里围绕各自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展开争论。
当然，今天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我觉得值得借鉴的，也并非那场冷战式的争论本身，而是它留下的一条传播规律：
宏大的制度和发展叙事，最终都要落到具体世界里接受检验。
冰箱怎么样，洗衣机怎么样，汽车怎么样，城市怎么运行，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这些东西一旦摆到眼前，就不再只是抽象概念。
这一点，在这几天的外国媒体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长期观察中国科技产业的美国“硅谷之龙”创始人丽贝卡·范宁在参访时就说，她很看重实地体验，因为很多东西“在纽约、硅谷，仅凭报刊、电视媒体是看不到的”，她希望近距离观察真实的现实图景。
加拿大《每日新闻》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多诺万·马丁则是第五次来到中国。他的话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宝贵的第一性判断：记者必须深入一线，受众才有机会获得更加真实、全面的信息。
当然，这不是要求外国记者来了以后就必须赞美中国。真正有价值的，是让判断建立在一手材料之上，让质疑消解在亲眼观察之后。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在今天的论坛视频致辞中所言：记者需要提供事实，以事实建立信任，再以信任构建共识；可信赖的专业新闻，应当穿透噪音，把复杂问题讲清楚。
弗莱明强调，对于媒体，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是重要的“公共服务”。
在我看来，这其实触及了本场论坛最深的一层意义。
如果说港口、机场、航线、贸易协定等等，构成了亚太合作的物质基础设施，那么新闻机构之间的交流、记者之间的互访以及共同的一手观察，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一套认知意义层面的基础设施。
没有基本的事实互信，再好的合作方案也很容易被猜疑吞噬。
而亚太尤其需要这种认知基础设施。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今年7月公布了一项覆盖37个国家、45658名受访者的调查。全球受访国家中，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中位数为51%，但有意思的是：对中国看法最正面和最负面的社会，恰恰都在亚洲。
90%的巴基斯坦受访者对中国持正面看法；与此同时，日本有88%的受访者持负面看法。
这说明亚太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中国观”。
这里有期待，有疑虑，有合作，也有竞争。
一个成熟的亚太公共空间，应该让不同立场的人看见同一个现实，然后允许他们得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在某种意识形态分野下人云亦云。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论坛上，CNN副总裁斯塔斯·伊科诺穆的发言让我印象深刻。他没有回避分歧，作为美国媒体人，伊科诺穆表示，亚太连接着不同历史、不同视角和不同媒体传统的国家，而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则是把“连接”转化成“理解”。
他对媒体人提出的期待也很简单：讲清事实而非盲目放大，传递理性声音而非煽动情绪。
这是一位CNN高管在深圳的肺腑之言。
所以我觉得，这场论坛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恰不在于它能不能打造某种整齐划一的“中国叙事”。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真正的价值，是扩大观察中国、讨论中国以及最终理解中国的事实基础。
而当这些媒体人真正走进大湾区、走进深圳之后，他们看到的，又远远不只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中国。
这其中当然有电动汽车、有机器人、有智慧工厂。
但如果只看到几个“黑科技”，就还是低估了这场活动。
9月5日论坛现场的科技创新成果展，主题叫“万物皆媒 Media未来”。展览从“数智Media”一路延伸到“具身Media”、“Media城市”和“Media生活”。
换句话说，它展示的不是一件件孤立产品，而是一条从传媒生产，到机器人，再到城市运行和日常生活的技术链条。
比如一副拥有同声传译、实时交互、识图等12项AI功能的智能眼镜，从定义到量产只需要三天。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我觉得才是深圳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深圳的优势，是一套把创意迅速转化成工程，把工程迅速落地为商品，再把商品迅速送进现实生活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并没有只停留在深圳，塑造某个唯一的“深圳答案”。
在泰国罗勇，比亚迪工厂设计年产能15万辆，目前已有5款车型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零部件采购比例达到50%；立讯精密则在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布局生产基地，仅越南义安就投资11.88亿美元，带动约3万人就业。
所以这次论坛让外国媒体人看到的，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图景：包括深圳在内，中国所积累的产业能力，正在通过投资、供应链和本地化生产，进入更广阔的亚太。
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从少数国家长期占据优势的能力，逐渐变为更多经济体能够参与的进程。
所谓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亚太工业多中心化的崛起。
新加坡《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咏红抓住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她今天谈及西方媒体将中国制造业崛起描绘为 “China Shock 2.0” （“中国冲击2.0”），韩咏红认为，这种“shock”一定程度上恰恰来自于欧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认知匮乏。
而沿着这个“shock”继续追问下去：当越来越多经济体开始拥有先进制造能力，这种变化为什么会被首先称作“冲击”？
它“冲击”的，或许是一种长期以来西方主导的刻板偏见，一种“工业化的中心在哪里，现代化的样子应该是什么” 的旧有想象。
这也把话题带到了一个比“谁更优越”更有意义的问题：
现代化究竟有没有唯一版本？
其实早在2000年，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施塔特提出过Multiple Modernities，也就是“多元现代性”的概念。
他认为，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在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会依据当地自身历史、文化和制度条件，不断形成不同组合；现实世界不会按照欧美现代化理论所设想的那样，最终收束成一个统一的模板。
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亚太，无疑印证了这套理论。
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9月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11月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后隔着两个多月，实际上在同一条逻辑线上。
前者讨论信息如何流动，后者讨论经济如何合作。
它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命题：
在一个分歧越来越容易被放大、联系越来越容易被政治化的世界，不同国家还能不能继续看见彼此、理解彼此，然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深圳能够提供的答案，不是“成为深圳”；深圳证明的，是未来没有必要只有一种模样。
不同经济体可以有自己的道路、自己的发展节奏、自己的制度选择和文化表达；与此同时，我们之间的不同不妨碍我们交换技术、开展贸易、共同生产、彼此学习。
这也许才是“亚太共同体”最现实的含义。
从今天这场媒体人的相聚开始，到两个月后APEC的深圳之约，深圳要向世界展示的，或许正是这样的一种可能：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不同的道路；未来也足够宽，容得下不止一种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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